1949年春，上海刚刚解放。资本家们惶恐不安。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优心忡忡。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，这位人称“铁算盘”的徐义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、乃至去纽约的退路。上海的解放使他动了去香港经营产业的念头。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运到香港的六千纱锭，在香港开办了新厂，又将现有棉纱偷运出沪，换外币存到香港、纽约的银行，并把儿子送到香港读书。然而他终于没有走，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。为了自身利益，他处心积虑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。一方面，他让心腹——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，收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陶阿毛，打进工会，为他通风报信，应付共产党；另一方面，又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，窃取国家经济情报，牟取暴利，在生产上，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大发不法之财。共产党的到来，并没断绝资本家的财路。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又膨胀了徐义德的政治野心。为了挤进上海工商界上层聚集的“星二聚餐会”，他不惜一切手段。不仅自己与交际花、棉纺工会委员、工商业巨头史步云的表妹江菊霞无耻勾搭，甚至还利用自己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做诱饵，紧紧抓住工商界红人冯永祥。挤进“星二聚餐会”后，徐义德结识了一批工商界显要，有马慕韩、潘信诚等。马慕韩刚从大学毕业，继承父亲的财产，成为一个大纱厂的拥有者。他年轻气盛有远大的个人抱负；他有一定进步思想，但更有自私的本质。潘信诚是棉纺业前辈，老成持重。旧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他深受其害，对共产党赶走帝国主义列强，他是称赞的，但对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怀不满。事实上，“星二聚餐会”便是这样一些资本家对付共产党的参谋部。徐义德为了扩大在“星二聚餐会”的势力，又将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进来。朱延年是位药品投机商，上海解放后，他与徐义德等人一样，以为在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捞一把，便向徐义德透支五千万元，重新开张他那在解放前倒闭的福佑药店。他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顽固的。他惟利是图，虚伪奸恶，他以威逼利诱等手段，将从苏北来购药的张科长拉下水，骗取钱款后拖延付药；他还配制假947药，甚至将过期失效药品卖给抗美援朝的自愿军。他与刘蕙蕙结婚，是为了她的钱财，福佑垮台后，便将她抛弃。他比徐义德等资本家有着更为险恶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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